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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宇烈:不做神的奴隶,更不做物的奴隶

   佛法当中所提到的善与恶,并不是世俗道德层面的判断,佛陀 也不是依据善恶去赏罚的神袛,佛陀教导的是,善与恶,来自于你的心,你的动机。——楼宇烈。佛歌网小编楼宇烈:不做神的奴隶,更不做物的奴隶。

  楼宇烈先生简介

  楼宇烈,男,浙江省嵊县(今嵊州)人,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,当代著名国学大师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(1985年9月起);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(1985年12月起);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;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(1989年12月起)等。

  楼宇烈先生的职务

  学历

  一九五五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;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;一九六○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。经历:一九六○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五月,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;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○年十一月,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;一九八○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五年八月,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;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今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;一九九○年起中国哲学博士导师。

  现任职务

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[1](1985年9月起);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(1985年12月起);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;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(1989年12月起)。[2]

  曾任职务

  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(1979-1984);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(1987-1993);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(第三届,1992年—1997年);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(1981年起);全国宗教学会理事、副会长(第三届,1988年—1995年)。

  学术团体任职(部分):

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(1997年起);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;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(第三届,1992年起);全国宗教学会理事(第三届,1988年起);孔子基金会理事、学术委员会委员(1986年起);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、学术委员会委员(1991年起);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(1999年起)。

  其它兼职(部分):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(1997年起);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(1998年起);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(1998年起);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(2000年起);孔子文化大学客座教授(2000年起);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(1999年起);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(1999年起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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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楼宇烈关于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什么?

  佛教中所谓的因果报应,并不是让人屈服于前世的安排,而是主张今生的命运要由自己掌握。

  明代一位文学家叫袁黄,字了凡。他出身贫寒,幼年丧父,身体很差,母亲建议他放弃仕途,学些医术,这样既可以养家,又能为人治病,于是他努力学习当上了医生。一天,了凡在路上遇到一个道士,告诉他你有做官的命,应当好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,同时还告诉他,你何时会中举,何时会当官,一辈子都不会有子嗣,在53岁那年必死。袁了凡听后信以为真,便回家苦读,果然中了举又当了官。

  一次他去庙中探望云谷禅师,与他一起坐禅。云谷见他定力很好,便夸奖他心境平和。他说因为自己的命运早已注定,再如何努力也无用,所以心境反而平和。大师说:“原本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,现在看来你再平凡不过。命怎么能让人算住了呢?”于是便向他讲述了佛教的因果教义是“命由己造”,如果是不平凡的人,就一定会突破束缚,创造更好的命运。袁黄听后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,做了很多善事,最后不仅生了两个儿子,还活到了74岁,突破了所谓命运的安排。

  说起命运,很多人都会有疑问,佛教宣扬的因果理论不就是告诉我们前世种因、今世得果吗?一切好像都是“业”和“报”,既然今生都是前世注定,那我们还需要努力吗?这不正是一种宿命论吗?

  其实佛教是告诉我们要超越自我,要学会在今生造新的善因、结新的善果。这正是改变人命运的好方法。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,只要自己努力付出,就一定会有丰硕的回报。佛教中常讲“自作自受”和“自性自度”,就是说因和果都是自己造成的,出现了恶果也必须由自己去解决,所以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来解决问题。这么看来,佛教宣扬的正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。

  很多文化人信了佛教,反倒没文化起来,相信宿命,其实佛教并不强调笃信神灵,而是强调自强自立。

  有个人苦恼极了,走到一个地方喝茶,想清静一会儿。茶开始很热不能喝,过一会儿就慢慢凉下来了。看到茶不管怎么热,最后必会凉的现象,他从中悟到了佛教万法无常的道理,悟到了一切执着其实都是自寻烦恼。真所谓求不得也苦,舍不得也苦。

  一次我和一位电视台主持人聊天,他告诉我:“现在有很多人,本来是很有文化的人,怎么信了佛教以后反而变得没有文化了?”

 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,我觉得一个人信了佛教以后应该变得更加有文化、有品位、有智慧,可的确有一部分人,信了佛教反而陷入了某种误区,变得迷信起来。也许,他们只看到了人生的痛苦,因此把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灵身上。

  很多宗教的人文关怀都是通过神灵的方式来体现的,而佛教倡导的是自立,强调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、智慧和毅力来超越生死、超越自我。佛教是一种理性的、充满智慧的宗教,这并不是我在美化佛教,我们回顾一下佛教的历史,就能看到这一点。

 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,当时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是婆罗门教,此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宗教和哲学学派存在着。这些学说,释迦牟尼把它们归结为两类:“邪因说”和“无因说”。前者认为一切事情的原因都是神灵决定的,后者则认为任何事情的产生都是毫无原因的。而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这两种观点,并非宣扬神灵主宰一切。而现在很多人却以为膜拜佛像,就能够带来好运,这是不符合佛教根本教义和精神的。

  针对上述两种观点,释迦牟尼提出了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。因果的关系不是外在的,是每一个生命体自己的行为言论思想所种下的因所结出的果,这就是“业”和“报”的关系。它并不强调神的力量,而认为完全是生命体自身的。从这个角度,佛教认为人是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。

  佛教认为,如果抱着苦不放,人生也必将非常痛苦。中国的禅宗把这方面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,认为人要把握当下,这样人才是充实的,用禅宗的话来说就会“日日是好日”,如果把握不住,那么日日是烦恼。

  如果我们对佛教没有正确的认识,不是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去求得解脱,而想依靠外在力量,这样就会变成没有文化。佛教提倡“求人求神不如求己”,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开发自己的智慧,磨练自己的毅力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讲,科技越发达,宗教也会随着发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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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北京大学的众多社团中,由佛教文化爱好者组织的“禅学社”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现在全国的许多高校中,比如清华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等等都设有自己的佛学社团。

  河北省赵县柏林寺已连续13年举办“生活禅夏令营”,今年全国有20多个寺庙都举办了这方面的夏令营。1997年,全国共有佛教寺庙13000座,到今年增加了2000座以上。寺庙的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改革开放初,培养佛教僧侣的学校只有中国佛学院、中国佛学院(南京)分院和闽南佛学院三所,而现在大大小小的佛学院已经有40多家。

  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,中国只有《法音》一本专业的佛学杂志,到现在已经有数十种之多;佛教的网站也很多,专业的、大规模的有四五个,小规模更多。“文革”刚结束的时候,要找一部《大藏经》非常难,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,很多寺庙都有了成套和多套的《大藏经》,甚至很多种版本的《大藏经》。

  很多人认为,只要科技一发达,宗教就会消亡。其实科技越是发达,宗教也会跟着发达。一方面,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,必然会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,宗教便有其存在的土壤。另一方面,人们在这种越来越自我异化、越来越受到由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制约的时候,也就越是需要人文的关怀。宗教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的关怀。它可以使人们在这种高速度的、十分枯燥的生活中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。

 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,它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,还是一种现实的、活生生的文化。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宗教是一种社会道德体系,它有助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建设,有利于人们心灵的健康成长。相信宗教也必会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和谐,使人们的内心越来越净化。

 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,佛教文化也是有机的组成部分。

  佛教一传入中国,曾与中国的传统礼仪和观念发生很大冲突,一度使古人觉得佛教信徒是异类。但是,佛教从东晋以后就渗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,与中国的儒学、道家融为一体了,但它并没有丧失自我的特性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、释、道三者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同时又是你是你,我是我。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,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,甚至成为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  在我们呼吁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时,不仅仅要研究儒家思想,也需要了解佛教所起到的文化作用,这样才能完整把握中华文明的精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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